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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商注重扶助文化产业  

2014-01-04 23:41:40|  分类: 晋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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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商注重扶助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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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商注重扶助文化产业 - 金钱是太阳 - 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唯一动力!

徽商大宅

 

  徽州山多地少,不适合农业生产。在农业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不发达地区有一个普遍现象,即有积蓄者常携资外出经商,贫困者往往卖身学艺。这两种行业都被看作“贱业”“末流”。因此,商人和戏曲艺人有一种天然联系。这种联系突出表现在戏曲艺人在经济上要靠商人势力的支持,戏曲艺人为商人提供娱乐和精神产品。在巨额财富高度集中于豪商大贾之手后,势必会给他们的生活内容乃至精神面貌带来深刻的变化。如王慎中《王遵岩文集》卷三十二《黄梅原传》中记述那些发了大财的徽商“ 美服食,舆马仆妾,营食田好宅,或盛燕邀,广结附,以鸣得意,相矜为贤”,过着奢侈的生活。归有光《震川先生全集》卷十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中也称徽商和西商(晋商)聚居的扬州为:“天下都会所在,莲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毂,拥赵女,鸣琴踮屣,多新安之人也。”在19世纪之前,戏曲是一种最普遍、最受人欢迎的娱乐形式。豪商大贾无疑是仅次于皇家最有钱的观众群。一个剧种、一个戏班,能否赢得豪商大贾们的喜爱和支持,对其生存和发展影响甚大。

  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与西商相并驾齐驱的商人势力,对戏曲的贡献,首先表现在通过办家班的形式,在满足自身娱乐的同时,给与戏曲经济上的支持。傅岩《歙纪》卷八“纪条示”中指出:“徽俗最喜搭台观戏。”为了满足声色娱乐需要,许多豪商大贾都养有家乐,即家庭戏班。如明万历年间徽州富商潘侃就经常以“蹴鞠、技击、倡优杂戏”来招待宾客。明末,由吴地发展起来的昆曲盛行全国,徽州商人蓄养家班成风,许多著名的戏曲艺人都出自他们的家班,故有了吴徽班之称。如万历年间著名文人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五十九记载:“赴吴文倩之席,邀文仲作主,文江陪。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技也。”由于徽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投入戏曲创作,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指导戏曲演出,对提高戏曲艺术的品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明末徽商家班最著名的有汪季玄家班,吴越石家班等。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潘之恒为徽商潘侃之孙,他在介绍汪季玄家班时说:“社友汪季玄招曲师,教吴儿十几辈,自为按拍协调,举步发音,一钗横,一带扬,无不曲尽其致。”从潘之恒的记载来看,汪季玄精通戏曲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喜爱昆曲,为了使家班能演唱纯正的吴音,不仅请来曲师教唱,而且从江苏招来十几个女孩子学戏,可谓费尽心思。吴越石家班以搬演汤显祖的《牡丹亭》称著。潘之恒称该班演出《牡丹亭》“能飘飘忽忽,另番一局于飘渺之余,以凄怆声调之外,一字不遗,无微不极。”潘之恒在《鸾箫小品·情痴》中赞赏徽商吴越石“博雅高流”,说吴越石排演《牡丹亭》,“先以名士训其义,继以词士合调,复以通士标其式。”潘之恒所说的“名士”“词士”“通士”相当于现在的编剧、导演、音乐设计,通士讲解剧情、人物,词士设计唱腔,通士指导排演。由此可见,徽商家班的演出是非常讲究的。

  徽商对戏曲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明中叶通过商路,将海盐腔、弋阳腔、昆腔传到徽州,促进了本地戏曲的繁荣发展。《寄园寄所寄》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彩,竞斗靡丽美观也。”台戏是以儿童装扮成戏中的场面,立于成人的肩上游行,或立于桌子上由成人抬着游行的一种民间表演艺术,虽然不能等同于戏曲演出,但是在戏曲的影响下产生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休宁戏曲活动繁盛的一个侧面。时过一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歙县也举行了一次以戏曲演出为特征的盛大迎春活动。这次在徽州府邑城东举行的迎春赛会,设戏台36座,由来自吴越名优及徽商之家班伶人献艺竞技,演出各种传奇。潘之恒《亘史》叹曰:“从来迎春之盛,海内无匹,即新安亦仅见也。”

  徽商对戏曲的第三个贡献是顺应历史潮流,对新兴的花部戏曲予以热情支持。清乾隆年间,以梆子腔、皮簧腔为代表的花部戏曲在各地盛行,对雅部昆曲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北京禁演花部戏曲,秦腔著名演员应徽商江鹤亭邀请南下扬州演出。江鹤亭对魏长生非常敬重,演戏一出,赠白银1000两,极大地刺激了扬州花部戏曲的发展。乾隆皇帝六次南巡,都在扬州停留,为了满足皇帝的娱乐需要,时为两淮盐商总商的江鹤亭,征集四方名旦,先后组成了德音班,合京、秦两腔的春台班。除江鹤亭外,扬州的徽商,拥有家班的还有徐尚志的老徐班,黄元德、汪启源、程谦德的昆班等。因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徽商的家班,争奇斗艳,演员均有二三百人之多,戏箱价值二三十万两白银,每年开销数万两。如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老徐班全本《琵琶记》,‘请郎花烛’,则用全红堂;‘风木余恨’则用全白堂,备极其盛”;“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余金。百福班一出《北饯》,十一条通天犀玉带。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若今之大洪、春台两班,则俱众美而大备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清高宗弘历八十大寿,在徽商的大力支持下,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四大徽班先后进京演出,此外,到京的还有嵩祝、金钰、重庆、四庆、五庆等徽班。徽班进京,大大加强了花部的势力,促进了首都戏曲的繁荣,为京剧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徽班之所以能进京并占据北京戏曲舞台,是与徽商提供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从上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徽商对中国近代戏曲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清道光以后,近代工业崛起,相对应的金融业风起云涌。晋中商人及时将资本投入金融业,而徽商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被后起的浙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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