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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悲情汤化龙  

2015-01-17 20:19:47|  分类: 历史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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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金钱是太阳《悲情汤化龙》


  汤化龙(1874年—1918年),字济武,湖北蕲水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历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省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会长。


  我们今人眼中的革命多充满血腥和暴力,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想象。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要做辛亥革命的节目,查了很多资料,惊讶地告诉我,在当年的报纸上,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最初只是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消息而已。“豆腐块”引发了100年的社会变迁,直至今天媒体的专题纪念。历史的真实如此,历史的荒诞也如此。被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暴力”,在当年是众人合力的结果。其中,汤化龙是关键人物之一,但他身上的悲剧使得论者更倾向于避而不谈。


  武昌起义,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中下级官兵们自己也没想到搞出了一个事,他们的力量太弱小,更关键的是,他们缺乏有社会声望的领袖,于是想到了近在咫尺的武昌开明士绅,其中便有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起义第二天,汤化龙不请自到。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选择跟满清决裂,答应义军出面参与组织政府。当时的汤化龙还有数周才过37岁生日。


  义军及义军找到的黎元洪都曾指望汤化龙来领头。汤化龙却审时度势,认为自己是书生不知兵,此时的领头人应为军人。他推举黎元洪做都督,自己只做民政总长。按现在人的理解,他放弃了做一流政治明星的机会,甘愿做时代的配角。


  汤化龙自称书生,其实有非常之见。黎元洪虽然就任了,但处事犹豫,人称“弥勒佛”。汤化龙反而全权、果决地处理事务。他一方面推荐颇有声望的商人李国镛前往汉口说服军队赞成革命;一方面建议以军政府的名义通电全国,促各省响应,并安抚民心。义军不懂如何宣传,他设计让义军取得了跟清政府通电的密码本,假借清廷湖广总督瑞澂(音同“成”)名义,夸大起义军声势。果然,清廷惊慌失措。


  汤化龙的参与,使得辛亥革命从偶然事件成为真正的历史性事件。以他为代表的开明士绅的参与,保证了革命的成功,也保证了辛亥革命是政治性的而非社会阶级性的。这一点,当时人即承认了,1912年10月10日,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在开国周年纪念中给汤化龙颁奖说:“上年鄂中起义,人心未定,汤化龙从容筹划,维持秩序,并首先主持通电各省,遂收响应之效,居功甚伟……”汤化龙等人还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使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这相当于是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


  同样重要的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维持了地方秩序。不足4000人的革命士兵是根本控制不了武汉三镇的,有了汤化龙的商团,人们才能“马照跑,舞照跳”,商家照常营业,市民照常过日子。不仅武汉如此,在上海起最大作用的也是上海商团……可以说,商人站在革命一边,对革命成功有极大的帮助。


  有了汤化龙等人的参与,革命已不是“恐怖”,却有了明显的妥协性。民众一觉醒来,发现变化的只是衙门口挂起了白旗。据说,江苏宣布脱离满清政府之后,因为一枪都没放过,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满清巡抚变身为起义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长竹竿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上的几片瓦……辛亥革命最终像商人做生意一样讨价还价,国体、政体以及宪法得以在社会的中上层产生——革命中的妥协价值,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需要重新认识的一个概念在传统的体制内,汤化龙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他出生在湖北浠水的一个商人家里,14岁时,入家塾读书,跟着叔父学习科举之业。不久,家里受到官司牵连,地方上的豪绅恶霸、贪官污吏借此敲诈勒索,汤化龙和弟弟随母亲东躲西藏,情景凄然。汤化龙安慰母亲说:等我长大了,当了御史,一定要革除弊政。18岁时,汤化龙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立学校,但因家中再次遭遇不幸,被迫弃学设馆教书,帮助家庭渡过经济难关;23岁时,因文章受赏识被录取为官费生,保送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经古书院深造;28岁时,参加乡试中举,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国文老师;30岁时,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如愿以偿当上了一位秉公执法的司法官。


  1906年,32岁的汤化龙有感于“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辞去官职,自请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两年后,他毕业回国,任吏部主事。归国前,他曾与湖北籍留日学生相约设立“湖北教育会”,这被认为是他“合群谋国之发轫”。1909年,清政府设立各省谘议局(即地方临时议会),汤化龙被选为湖北谘议局副议长,不久升为议长。


  汤化龙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声望是他一生的顶点。1912年,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任命汤化龙为陆军部秘书处长,后委以法制局副总裁。他与林长民等立宪派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拥立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为领袖。同年4月,汤化龙被选为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5月,黎元洪组织成立共和党,汤化龙为干事。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等联合组成民主党,汤化龙就任干事长。近代史学家张玉法在论及他时,说道:“他在政坛上的角色是全国性的,而非地方性的。”但一旦脱离了湖北,他在全国实力派中的作用就不再关键了。虽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都推许他为“有用之才”,但他显然只有声誉而无势力——也因此给他自己和新生的民国带来了悲剧。


  民国二年,即1913年,全国举行普选,成立国会参、众两院,在几个政党的支持下,汤化龙被推举为众议院副院长,旋升院长。因国民党在选举中优势突出,共和党、民主党及章太炎、张謇的统一党正式合并为进步党,从而形成国会中两党竞争的局面。在进步党内,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等9人为理事。黎元洪是犹豫不决的“弥勒佛”;梁启超博学又有名望,但满口广东话无人能懂;汤化龙能言善辩,且久居京城,对外交流毫无障碍,故汤化龙成为进步党的代言人。但他并没能跟对手国民党一起,奠定共和平衡之局,反而为袁世凯不受政党牵制的独裁铺了路。


  回望历史,今人只能充满遗憾地看到,汤化龙带着进步党投向袁世凯一边,议员们多被收买,出席国会的屡屡不到法定的半数,使得国会无法正常运作。汤化龙鼓吹议院政治,却投错了怀抱,给袁世凯坐大、取缔政党提供了口实和机会。国民党后来说他是袁世凯的“走狗”,确实不无道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当时还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消息后火速回国,在第一时间通电武力讨伐幕后真凶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半年后,“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拉拢进步党人熊希龄组阁,并下令解散国民党。一度跟袁世凯合作的汤化龙此时进言已晚,他“扶强锄弱”,结果自己和进步党也弱得无足轻重。1914年初,袁世凯宣布停止现有国会议员职务,制订新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汤化龙变成了教育总长。至此,民国初年稍具雏形的责任内阁制,已经面目全非了。


  做教育总长,对汤化龙来说,“抑郁非其所愿”,但他为国家教育多有筹划。汤化龙喜欢读书,能识拔人才。李大钊最初就是汤化龙推荐成众议院秘书的。汤化龙还曾资助他赴日本留学。临行前,特意设宴送行,并对李大钊等人说:“张之洞遣送留学生出国,但不许学生学哲学。这实在是舍本逐末,导致无法洗刷政界种种恶习。”汤化龙希望他们学习哲学,以求将来从根本上医治国家痼疾。李大钊后来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1915年春,袁世凯称帝的举动甚嚣尘上,为此不惜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8月,杨度、孙毓筠等人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梁启超公开撰文斥之,汤化龙亦认为此事不可为,对袁世凯大失所望,于9月请假赴天津治病,随即辞职,甚至密谋与黎元洪合作讨袁,未遂。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当时湖南的形势,关乎整个西南大局,汤化龙之弟汤芗(音同“香”)铭主政湖南,是袁世凯的亲信。汤化龙数次使人赴湘劝说与策动,其弟最终审时度势,放弃拥袁。


  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死后,黎元洪依法继任,段祺瑞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为是否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北相持不下。汤化龙遂以调停人北上,劝说段祺瑞,辛苦多时,约法得以恢复。汤化龙自京返沪,其后先遭丧母之痛,又遇夫人逝世,时间仅隔100余天。8月,国会重开,汤化龙复任众议院议长。但他此时已失去革命时代的精神,更失去构建宪政的眼光和勇气。他对党争之烈深恶痛绝,倡言“不党”,随后辞职。1918年3月,他出国考察,先去日本,然后赴美国和加拿大,历经半年有余。


  汤化龙最后的一件政治大事是1918年的总统选举。段祺瑞决定选徐世昌,汤化龙与梁启超决定推冯国璋。汤彻底失败。此次选举非常荒唐,有人填了梅兰芳,有人填了隔壁张二蛋,还有人只填了一个字:“钱”。国会已经不堪。


  一个社会的上层再难坐在一起和衷共济,各有自己的主意,这是革命后的悲剧。 民国军阀们也不再把名望、知识等认作是权力的来源,而直接皈依暴力。“不党”的汤化龙在实力派眼里已然是失意政客了,不仅为实力派轻视,在国民党人那里还是反动的,在不明事理的党徒那里甚至是罪恶的,年轻的国民党党员王昌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得知汤化龙到了加拿大,就暗杀了汤化龙,随后因无法逃脱而自杀。


  这个悲剧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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