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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书家褚遂良:绝望中走完一生  

2015-01-09 19:46:28|  分类: 历史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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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遂良去世百余年后,唐德宗下诏,将他的画像绘于凌烟阁上,让他享有与唐初的开国功臣们同样的荣耀。而褚遂良究竟是忠臣义士,还是奸恶之徒,则像一道永远解不开的谜题,留在了历史中。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祖籍河南。他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褚亮被唐太宗李世民选入文学馆,充当国事顾问,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祖籍河南。他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褚亮被唐太宗李世民选入文学馆,充当国事顾问,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

作者:王爱军

  褚遂良以书法见长,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他也是朝廷重臣,唐太宗李世民临死时,授予他托孤重任。然而,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他,在政治上却经历了大起大落,最后客死他乡,过了100年后,他的忠诚才得到认可。

  拒绝李世民看起居注

  魏晋以来,形成了“学在家族”的传统,褚遂良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博涉文史”,擅长书法,“工隶楷”。谁也没料到,正是凭借功力深厚的书法,让他成为朝廷重臣。

  最初,褚遂良在秦王府里任铠曹参军,掌管兵器铠甲等事务。这个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酷爱书法。贞观十二年(638年),他一直视为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去世了,这让他特别难过:“虞世南死后,再也找不到人谈论书法了!”大臣魏征听后,对他说:“褚遂良的字写得很好,下笔遒劲,有几分王羲之的感觉。”唐太宗喜出望外,即刻任命褚遂良为“侍书”。

  褚遂良不仅书法水平一流,他的学识同样渊博。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疑惑地问褚遂良说:“舜造过漆器,大禹雕琢过切肉的砧板,当时劝谏舜、禹的有十余人,食用器物这样的小事,大臣们为什么苦谏呢?”褚遂良回答说:“不能鼓励奢侈。如果把精力放在雕琢上,会妨害农业生产;要是漆器流行起来,以后就一定有人会用金子、玉石来造器具。过分浪费,国家就离危亡不远了。所以诤臣必定劝谏事情渐发的开端,到它发展到极点,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去劝谏的了。”唐太宗听了,不住点头。褚遂良总是这样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令人信服,后来唐太宗感慨地说:“把道理讲好,也是要靠学识的。遂良博识,让人十分敬重。”

  褚遂良不但学识渊博,性格也极为耿直,敢于坚持原则,有时连唐太宗的面子也不给。古代皇帝,每天的言行举止会被记录下来,作为史料留存,褚遂良有段时间就负责干这个。

  有一天,唐太宗问他:“你记的那些东西,我能看看吗?”

  他回答说:“今天之所以设立我来记录这些,就是充当古时左右史官的作用,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还没听说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呢。”

  唐太宗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

  他回答得十分干脆:“臣的职责承载在笔上,皇上您的言行我是一定会记录的。”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想亲征高丽,平定辽东,褚遂良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举谏说,不可远征,以防不测。唐太宗不听,褚遂良就再次上疏,认为皇帝亲征不合情理:“臣把史籍都翻了一遍,从古至今,当皇帝的还没有亲自去打辽东的,派大臣去打,倒是有此先例”,所以“派两名勇将,发兵四五万”就可以了。

  然而,唐太宗一意孤行,结果损失惨重,以失败告终。在回师途中,唐太宗对劳师远征深表后悔,回来后提拔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与朝政。后来,又任命他为中书令,褚遂良成了唐代政坛上的重臣。

褚遂良书《圣教序》,藏于福建福州市博物馆。褚遂良书《圣教序》,藏于福建福州市博物馆。

  武则天留下遗诏为他平反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病重的唐太宗把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他们说:“当年汉武帝托孤于霍光,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我以后的事,都托付给你们了。”又转头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

  褚遂良成为托孤之臣,是因为他是李治最强有力的维护者。前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废黜,朝臣多认为九皇子晋王李治仁厚,是太子的不二人选,但唐太宗更喜欢四皇子魏王李泰。有一天,他对近臣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投入我的怀抱说:‘我到今天才得以成为陛下最亲近的儿子,此为我再生之日。我只有一个儿子,百年之后,一定为陛下杀了他,把王位传给晋王。’父子的伦理,原应当是天性,我见他这样,非常垂怜他。”大家听了,面面相觑,都没说什么,唯独褚遂良走上前说:“您也是君王。哪有执掌政权的君王,杀死自己的儿子,传位给兄弟的道理呢?”唐太宗幡然醒悟,当天立李治为皇太子。

  李治即位后,对褚遂良非常感激,封其为河南县公,第二年又升为河南郡公。永徽四年(653年),褚遂良被拜为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执掌朝政大权。然而李治做梦也想不到,因为立皇后的问题,褚遂良成了他最大的绊脚石。

  永徽六年(655年),李治想要废黜王皇后,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有一天,他传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和于志宁四位重臣入内殿开御前会议。这些人事前得到消息,商议如何劝谏,但谁也不想放这头一炮,褚遂良主动请缨说:“我来吧。我奉先帝遗诏辅佐陛下,如果不尽愚忠,无脸去见先帝。”

  李治一开口,就把废后的理由提得很充分:“罪莫大于绝嗣,皇后久未生育,而武昭仪生有皇子,众位卿家意下如何?”没等别人开口,褚遂良第一个站出来说:“皇后系出名门,也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去世之际,曾拉着微臣的手说:朕现在将佳儿和佳妇托付给卿。当时陛下也在场,想必听得很清楚。臣没听说皇后犯了什么过错,岂可轻言废立之事!臣绝不会为了曲意奉承陛下而违背先帝的遗命。”

  任凭李治如何解释,褚遂良就是不同意,当天的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李治再次召集开会,褚遂良直言不讳地说:“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也可以,但请另选他人。武昭仪曾伺奉过先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又怎么能瞒得过呢?倘若立她为皇后,天下人将会做何感想呢?”

  这句话说到了李治的痛处,他羞愧得没有说话。褚遂良却越说越激动:“愚臣触犯了圣上的尊严,罪该万死,只愿不辜负先帝的厚恩,哪里还顾性命。”说完把帽子摘了下来,还把上朝时执的手板放到台阶上,说:“还陛下这个手板,我要告老还乡!”李治大怒,命令侍卫直接把他架出去,一直躲在幕后偷听的武则天气得不得了,喊道:“怎么不杀了这个老混蛋!”

  最终,李治不顾褚遂良等人的反对,册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因为违背圣意,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显庆二年(657年),又贬到桂州(今广西桂林)任都督。武则天还不解气,不久又将他贬为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四年(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中绝望地死去。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她下了道遗诏,里边有这样一句话,特别引人注目:“其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咸令复业。”这相当于给褚遂良等人平反。武则天终究不是一个小女人,当过皇帝之后,阅遍群臣,她虽然恨褚遂良的迂腐,却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与忠诚。

褚遂良书《枯树赋》褚遂良书《枯树赋》

  刘洎之死惹来是是非非

  当然,在褚遂良的政治生涯中,也多遭受非议之处,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洎(音同寄)之死。

  这件事,《刘洎传》是这样记载的: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亲征辽东,命太子李治监国,同时令刘洎、高士廉和马周等重臣辅助太子。第二年,唐太宗因征辽失败,急火攻心,身上长了一种毒疮,回到定州时病情一度十分严重,生命岌岌可危。刘洎、马周闻讯赶来探望,出来后,褚遂良问情况如何,刘洎悲伤地流下了眼泪,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然而褚遂良后来却跟唐太宗说:“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意思是说,刘大人觉得现在国家之事不用忧虑。病中的唐太宗听到这样的话,心情可想而知。

  病愈之后,唐太宗召刘洎询问此事,刘洎据实以对,并说马周也在场,可以为自己作证。太宗问马周,马周与刘洎说的一样。然而褚遂良坚持说自己听到的才是真的,唐太宗最后决定相信他,赐刘洎自尽。

  这件事最大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褚遂良是不是诬告、陷害刘洎,如果是,他的动机何在?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他不相信褚遂良会陷害刘洎,理由有三:第一,褚遂良是忠直之臣,不会干出如此下作之事;第二,褚遂良与刘洎素无怨仇,没有干这种事的动机;第三,记录这段史实的《实录》是许敬宗所修,而许敬宗与褚遂良关系不睦,很可能是他将刘洎之死归咎于褚遂良。北宋学者孙甫、大文豪苏轼等基本也持同样看法。

  然而司马光以人品立论,断然否认褚遂良有诬告之嫌,似乎并不太令人信服。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他说:“唐代党争,后人只谈牛党、李党,而不知其由来甚久。褚遂良与刘洎,李林甫与李适之,等等,其实都分属不同的派别。”褚遂良与刘洎虽然没有个人恩怨,但在政治见解上并不一致。前太子李承乾死后,唐太宗在立储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此形成了支持魏王李泰与支持晋王李治的两大政治势力。褚遂良是李治的支持者,而刘洎则属于李泰一派,因此不能排除褚遂良除掉政敌的动机。

  当然,以唐太宗的睿智,仅凭褚遂良的一句话,就杀掉刘洎这样的重臣,也是不太可能的。刘洎之死,有其性格方面的原因,他为人疏狂,是一个具有“进攻性人格”的人。唐太宗征辽前,曾嘱咐刘洎说:“我今天就要远征,让你辅佐太子,社稷安危都压在了你的身上,你要明白我的深意。”刘洎回答说:“陛下放心,大臣如果有敢闹事的,我就予以诛杀。”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告诫他说:“当皇帝的,行事不周密会失去臣民;当臣子的,行事不周密会失去性命。你的性格不细心,又很强硬,必会害到自己。你应该小心谨慎,才能保全。”

  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不得不考虑李治能否驾驭刘洎的问题,杀掉刘洎或许只是为太子扫清障碍而已,所以褚遂良的话,只是唐太宗找到的一个借口罢了。

  唐太宗曾经评价褚遂良,说他:“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这段话除了给我们留下了“飞鸟依人”这个成语,还告诉我们一件事,褚遂良对皇帝的忠贞,已经到了愚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他有意顺着唐太宗的心思,为他杀刘洎寻找机会。

  唯一能肯定的是,在这件事中,绝对没有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否则在武则天的问题上,褚遂良如果头脑稍微活分一点,懂一点见风使舵,也就保住了高官厚禄,不至于落得客死他乡的结局。

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

  唐代书法的“广大教化主”

  唐朝初期,许多重大纪念活动所题碑文,多是由褚遂良操刀的。例如纪念长孙皇后的《伊阙佛龛碑》,纪念名相房玄龄的《房玄龄碑》,还有最有名的 《雁塔圣教序》,分别为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亲自撰文,足见褚遂良书法的地位。

  褚遂良高超的书法水平,一方面在于个人的天赋,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史陵、欧阳询、虞世南等书法大家的指导。再有,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狂热爱好,也让他受益匪浅。

  唐太宗是王氏书法的铁杆“粉丝”,曾悬赏重金收购王羲之的书帖,人们争先献上,以至良莠莫辨,真假难分。幸亏褚遂良对王羲之书法相当有研究,随口就能说出书帖的渊源、出处,论据充分,鉴别书法的真伪丝毫不含糊,结果再没有人敢将赝品送来邀功。

  贞观六年(632年)正月,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的真迹,计1510卷,褚遂良自然是这次整理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为此他还编写了《右军书目》,藏于内府。能够见识到如此之多的王羲之真迹,让褚遂良大开眼界,对他书风的形成带来了重大影响。

  苏轼给褚遂良的书法概括了4个字:清远萧散。他的书法,从追求一种结构之美,演进成了追求意境之美。虞世南书法讲究“君子藏器”,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显露明显的运笔痕迹,褚遂良却不同,清代人所写的《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他愿意展示这种痕迹,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明快的韵律。因此,有人说欧阳询是一位“结构大师”,而褚遂良则是一位“线条大师”,他的线条充满生命,体现了一种飞动之美。唐代书家张怀瓘对此感叹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在他看来,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从“妍美功用”趋向“风神骨气”,书法艺术也从古典主义迈向浪漫主义。

  有趣的是,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已经影响到褚遂良对纸墨的选择。书法家讲究纸笔用墨并不奇怪,北宋词人苏子美就曾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而纵观古今书家,褚遂良对纸墨之追求,却是非常苛刻的。唐代人裴行俭曾说:“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没有好笔好纸,他宁可不写。

  褚遂良对自己的书法要求很高。他和虞世南曾有一段对话,他问道:“我的书法比得上智永禅师吗?”虞世南说:“我听说他一个字值5万两黄金,你做得到吗?”褚遂良又问:“那和欧阳询相比如何?”虞世南说:“欧阳询写字不择纸笔,什么样的纸笔都能写得好,你难道能这样?”褚遂良有些气馁,说:“那我的书法究竟怎样呢?”虞世南说:“如果手顺而笔墨调畅,也能写得很精彩。”褚遂良这才高兴地走了。


  在唐朝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上,褚遂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不仅继承了唐代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等的特点,更深得东晋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北宋米芾对唐代的书法家都有微词,唯独对褚遂良赞不绝口,说他“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米芾的儿子米友仁说得更绝:“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薛稷等都曾师从褚遂良,宋代的黄庭坚、米芾、赵佶等,也从他的书法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清人刘熙载在《书概》中说:“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唐代书法上的独特地位。

  贞元五年(789年),在褚遂良去世百余年后,唐德宗下诏,将他的画像绘于凌烟阁上,让他享有与唐初的开国功臣们同样的荣耀。而褚遂良究竟是忠臣义士,还是奸恶之徒,则像一道永远解不开的谜题,留在了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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