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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授:在中国家族影响国运的能力在下降  

2015-02-05 22:08:00|  分类: 家族制企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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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老百姓要影响到国家政治和国家发展趋势——这个能力一代一代在下降。家族也是这样。 周锡瑞,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著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等。

  周锡瑞的新著《叶》面世,探讨其岳父的家族叶家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百年命运沉浮。书中,个人、家族、国家的命运相互交缠,谱写了一曲世纪交响。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周锡瑞几乎每一年都会来到中国,但多从媒体了解当下中国社会;研究辛亥革命、义和团,关注的对象是革命,但在他看来,当下是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因而,他坦承自己“对当代中国没有发言权”。

  “这对我是有利的,让我更专注中国历史。”喝了一口拿铁,周锡瑞说。

  叶家重视教育而绵延百年

  新京报:首先我想谈一个现象,除了你这本《叶》,罗威廉教授写陈宏谋,曼素恩教授写张家才女。是否可以说,家族史研究中国,在美国史学界是种潮流?

  周锡瑞:说是一种潮流,我觉得有点过分,不过有这么几个人投入进来。这与中国写族谱的传统有关,类似的资料很多,加上很多日记、回忆录出版,资料多了起来。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根据资料的挖掘而展开。这是自然而然的。我研究历史,可能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我是从史料出发,而不是从什么大理论出发。新京报:你写叶家的百年风云,在大动荡时代,叶家何以能绵延至今,而且其所蕴含或代表的精英文化持续不断? 周锡瑞: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叶》这本书着重强调的。我搜集了族谱、年谱,可以说画出整个家族从明朝到共和国的超长画卷。在这段历史中,叶家不在国家最高层,但都有一定社会地位。另外,李中清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国家庭的连续性问题,北大现在的学生多是一个阶层出来的,其他一般家庭的子女很难进入。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待考查。我写的叶家,只是一个个案,不能做出什么大结论,可以说的是,一个家庭的地位能持续几百年,叶家这种延续性很罕见。

  之所以能延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重视教育。在民国时,叶崇质就很重视教育,不仅要孩子们读四书五经,还请来一个老师教英文数学。到了共和国,叶方、叶笃正、叶笃义等都特别重视教育,重视孩子的修养和学习。不能不说,重视教育的传统发挥着重要作用。

  家族政治有偶然性

  新京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叶笃正因为恋爱关系的破裂,对政治再无兴趣,完全投入到学业之中。这是政治对个人的另外一种影响,很有意思。

  周锡瑞:呵呵,对,我就是觉得政治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其中。当然,和女朋友“吹”了,她说得很明白,“你要搞科学,我要搞革命”,但不能说叶笃正完全是偶然投入科学的,他当时也比较倾向于革命的道路。不过,要是没和女朋友“吹”,他可能会尝试边投入科学边干革命,或者先干革命后投入科学,要是这样,绝对不会出国留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从抗战开始,政治无可避免,是主导一切的,到后来变成了“政治挂帅”。这也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比如找配偶,就有政治因素的影响。新京报:你这本书写到,在家庭生活中,国事或者说政治常被回避。国人的这种处理方式,在你看来,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周锡瑞:这个问题……每一阶段,有不同影响。比如在“文革”时,家庭谈话都回避政治,不让孩子牵连进来,但在外面,在自己的单位,政治是躲不开的,其他场合躲得越远越好。叶笃庄就是这样,“反右”时,他最初一点都不想加入,持回避态度,但后来回避不了。他挺直爽,说了不该说的话,就倒霉了。

  新京报:这种不谈论,这种故意遮蔽,是否造成了某种隔阂和真相的缺失?

  周锡瑞:这方面,我觉得,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有的造成了隔阂,甚至激烈的时候也会划清界限。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我还没来得及看,但我知道,这种家庭成员相互划清界限的例子并不少。

  不过,就叶家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状况,他们都在同一个困境里,一起面对困难,可以说是同舟共济。你父亲是地主,你是地主的出身,父亲是革命干部,你就是革命干部的出身,在“血统论”社会环境里,你脱不开自己的家庭。这样一来,提高了家庭的凝聚力,能依靠的就是家里人,和朋友、同学、同事谈话,可能会被揭发,但和家里人谈话,很少揭发,划清界限的揭发更是少之又少。我觉得叶家是这样,只有叶笃义的孩子被迫写过一封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信。

  民国家庭没多大凝聚力

  新京报:再谈谈家庭凝聚力。即使回避政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家庭往往成为一个力量来源,无论是对外或对内,无论是向善或作恶,家庭成员都展示出某种力量。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周锡瑞:我在书中特别强调中国家庭在变化,家庭概念、作用、内部结构都在变化。举例来说,晚清太平军来的时候,家庭很团结,要么一块儿逃,要么一块儿抵抗,以家庭为单位来应付叛乱。到民国,日军入侵,家庭没有多大的凝聚力了,尽管亲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但被战乱打散了。你看,叶笃庄和叶笃正在西安火车站偶然碰到,说了几句话,各走各路。到了共和国,家庭又凝聚起来了。新京报:在单向街沙龙现场,你也提到,政治运动反而使得家族的凝聚力更强。反过来,这种凝聚力如何影响国家的命运? 周锡瑞:这个问题也很微妙,不过值得思考。简单来说,清代、民国,他们的生活、活动和个人命运,比如,在叛乱或抗战的时候,很可能一批热血青年,就能影响到国家的命运。但是,后来,到共和国,我觉得这样的情形很难看到。老百姓要影响到国家政治和国家发展趋势——这个能力一代一代在下降。家族也是这样。当然,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不光是要个人富裕起来,也希望国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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