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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离间计屡屡得手  

2015-02-09 18:19:49|  分类: 日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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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离间计屡屡得手


 

军阀割据、占地为王,日寇在全面侵华之前,就是这样利用当时中国各派系军阀与国民政府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分进合击,展开了很有成效的特务工作。葛优在《天下无贼》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当时中国军队之所以被日寇数个师团追杀得漫山遍野地跑,与各自打算息息相关,同样,到了大家都要做亡国奴的最后一刻,中国人放弃一切前嫌而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取得胜利。

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1

1935年11月23日,在日本的扶植下,大汉奸殷汝耕在天津宣布自治并于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治政府),日本蚕食华北的举动大大刺激了国民政府,于是26日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如下决议,并发布命令逮捕汉奸殷汝耕。“1、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其政务由南京军事委员会办理;2、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3、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4、免去殷汝耕职务,并予以逮捕。”

同一日,日寇陆军省拘于未作充分准备、担心现地陆军急于进行华北自治工作而造成被动,向日寇中国驻屯军发出“望逐步进行完成自治”的指示 (陆满684号),“1、为推动华北建立自治政权运动,达到预期之目的,在华北发生纠纷时,如必要可奏请临时派兵。2、关于建立华北自治政权,首先应以华北实力者为中心,然后确立以民众为中心的政治机构。而最终目的,要使华北五省虽承认南京政府的宗主权,但其政治、外交、财政要从南京政府中脱离出来,虽然如此,要在工作过程中恰当地适应当地形势,逐步争取达到上述目的,不要急于求成。”同时,两三地叮嘱日寇现地陆军要“应秘密判明形势的变化”。

30日,时任外交部长的唐有壬给日寇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商谈国民政府的“华北自治办法”,主要内容有,“1、实行共同防共。2、关于币制改革问题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3、圆满解决关内外人民之间的经济关系。4、在财政方面,给予华北政权以相当的支配权。5、给予对外各悬案合理的就地解决权。”

同时,派出何应钦、陈仪、熊式辉等人北上与宋哲元等就地协商。

日寇得知此事之后,暗令现地陆军“对何应钦等来华北,我方应拒绝予以会面,不予商谈”。

2

何应钦到华北之后,加强对宋哲元说服工作,而日寇现地陆军也进一步加大对宋哲元的压力,最后,宋哲元采取两边惹不起就躲起来的办法,提出辞去冀察绥靖主任一职,并由肖振瀛代表自己作出自治方案,向何应钦提出,要胁如果不采纳则总辞职。

在现地处置的何应钦感到形势复杂和紧迫,向国民中央政府请示如何处理,于是,12月11日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任委员长,万福嶙、王揖唐、刘哲、李廷玉、贾德耀、胡毓坤、高凌慰、王克敏、肖振瀛、秦德纯、张自忠、程克、周作民、门致中、石敬亭、冷家骥等16人任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8日举行成立大会,确定处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政务,常务委员为王揖唐、刘哲、秦德纯三人,负责实际工作。

由日寇陆军扶植的殷汝耕冀东政权,居然想凭着有日寇陆军撑腰,企图将冀察政权管辖内的地区划为自己管辖;但日寇陆军不同意,其理由是,“冀察政权仍与国民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所以不能与之合流,在日寇操纵下,12月25日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

当时日寇参谋本部认为,现在华北设立两个自治机关,这是将来“华北五省政治分离独立的途径”。并且,任命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还是当时国民政府向日寇妥协的结果,当时日寇希望由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3

殷汝耕的冀东政权,在日寇的山海关特务机构操纵下,时行了明目张胆的走私活动,当时,自1929年中国确定关税自主以来,为保护民族资本生产企业,逐年提高了进口关税率。

日寇从1934年美国实现白银国有化政策开始后,利用白银价格腾贵,于是偷运白银出口,用换得的资金购买日本自己国内的人造丝、砂糖、毛织品、杂货等进口到中国,当时,因国民政府高税率而对华滞销的日本产品,全部输出干净。

当时仅天津的日租界内,就有2-3百家“洋行”和“贸易公司”,从日本国内来的走私货物,诸如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煤油、燃料、西药、车胎等堆满海河码头,街市上每天队人流不息,连日本艺妓也大量地从日本九洲等地赶来。据载,当时日寇在山海关和秦皇岛两地,有专业走私队伍6百人左右,仅1935年9月日寇公开设立的专门在华北走私机构“石河转运公司”,就雇佣了1000个中国人搬运走私物品。于是,当时日本商品很快充斥华北市场,接着流入中国各地,甚至从经长江一带海关进口的日本货物,也开始转而由冀东进口,然后再由陆路运至华中各地。

4

殷汝耕的冀东政权走私之举,不仅对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冀察政权财政打击严重,对整个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也受到极大影响。当时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额占其全部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且其中大部分是充作内外债的抵押,关税在财政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为此,1936年5月15日,时任外交部长的张公权交给日驻华代理大使若杉安一份抗议书,但日寇理都没有理睬。5月底,最后英国人出面了,通过外交途径,就维持海关制度,制止华北殷汝耕的冀东政权肆无忌惮的公开走私,请求日寇予以协助。因为当时在中国关税管理方面,英国占支配地位,而且关税收入的减少直接威胁到借款(英国)的抵押,同时因争夺中国市场,激起了日、英的对立。

6月27日,日寇的时局委员会 (19日设立,以研究和审议中国华北的一切事项为目的决策机关,归日寇外务省大臣领导,委员长由其次官担任,委员由日寇外务、财政、陆军、海军四省的局长级官员担任。)向国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南京政府首先从河北省关税收入中,除抽出所提的外债部分和海关基金费用外,其余切实转交给冀察政权,同时要撤销冀东关税。”

随后,又开始了不断的谈判,最后,又无一不是以国民政府不停地让步、退步而告终。

(日寇侵华史系列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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