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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道家美学  

2015-03-26 16:19:22|  分类: 上善若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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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释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而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领域,道家的影响往往大于儒家。郭沫若在《今昔蒲剑》中说:“秦汉以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指庄子——笔者)影响下发展”的。老庄道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则表现在作家所写的内容,二则表现在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审美情趣,而后者往往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往往决定着作家观察生活的价值取向、写作角度和素材选择。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不能不研究道家美学。美学本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道家美学首先要对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道”作一基本的了解。

 

一、道的性质

由于道家对“道”的描述极其抽象,且又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故我们至今还不能对道作出完全符合老庄意图的解释,但我们却可以大体上把握道的性质。道有如下的性质:

1、  道是宇宙的本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

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为大。” 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老子说的这个在混沌未开之时就有了的“物”,它“生天生地”却“自本自根”,这个“可以为天下母”的“物”假如给它取个名字,就曰“道”。道,是宇宙万物的老祖宗。

2、  道是自然无为的。无为, 是老子的政治观,它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天地人都以“道”为法则,“道”则纯任自然。这就是说,道即自然。自然,既是指天地自然,又是指自然而然,更是指宇宙万物的总规律。由于道纯任自然,故道是无为的(无为不是不为,更不是瞎为、胡为);由于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故道又是“无不为”的。这就是老子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衍生了万物,然而并非是万物的主宰,“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万物的生长都顺其本性,任其自然,道无须进行控制和制约。

3、   道是辩证的。老子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辩证法大师,庄子是继老子之后的又一个辩证

法大师,他们对道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思想。《道德经》的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这里的“无”与“有”,是就道的宇宙本体性而言的。将第一章与第二十五章结合起来看,可知“道”即“无”、即“有”,即“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无”是说“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德经·十四章》)“寂兮寥兮”(二十五章)“惟恍惟惚”(二十一章)“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十四章)是超感觉超经验的;“有”是说“道”包容万物,无处不在,“周行而不殆”,独立而长存,永远不会消失,宇宙中的一切始终都在它的规律之中运行。“无”和“有”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是“道”的两个方面,两个名称。用“常无”和“常有”的概念去领悟“道”,就可以懂得它既无形无迹又无所不在的辩证道理。用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道理来理解圣人的治国之道,即“道”是自然的,故圣人应“处无为之事”,“道”是寂寥的,故圣人应“行不言之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圣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六十六章),

4、   道是虚无和永恒的。宇宙是从“无”来的,“无”既是道的性质又是道的形式。“无”

具有本体论和人格论的意义。“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即是无,它“寂兮寥兮”,“无言”、“无声”、“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超感觉超经验,谁也别想观照它,它永远以“无”的形式出现,可是正是这个“无”却孕育了天地,化生了万物,人们之所以不觉察,是因为道从不张扬、不恃功。道的宇宙本体性质又决定了道是永恒的,永不老的。道“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它永远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从来不会懈怠。“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5、   道是一种心灵与精神的境界.。庄子对道的性质的认识与老子是一致的,但也有超

越老子的地方。老子的道较多客观的规定性,与人的关系不明确,庄子的道则充分主体化了。以为道的本体意义只有在人的主体性中才能充分体现。活跃在道的境界中的是“无已”的“至人”,道的境界不存在于客观世界而存在于得道者心中,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即人的主观精神摆脱了外物束缚所达到的绝对自由的境界。欲进入道的境界就要“体道”,体道即自我修养,目的是追求一种宇宙精神,追求物我相融的心态,故道又是一种宏大无比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的基本特征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在这里将道赋予了强烈的审美特征。

 

二、道家美学

1、由道的自然性质引申出中国古典美学上的自然说。从秦的建立到汉末前后四百年,

文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发展缓慢。儒家的美学是经世致用的美学,“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原则和重章句、矜容饰、尚绮丽、讲雕琢的文风大大束缚了文人真性情的表达。

汉末的黑暗政治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太平道的起义,虽最后被镇压了下去,却动摇了东汉的统治和儒家独尊的局面;一是玄学的产生。士大夫们在老庄自然说的影响下,“越名教而任自然”,纷纷逃避政治、回归自然,向往隐逸。文学从附加了太多的政治使命中解放出来,士大夫们由张扬群体纲常转向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审美趣味由“错彩镂金”向“清水芙蓉”的自然方向发展。从魏晋开始,我国的文学理论进入了独立发展和成就辉煌的时期。

自然的审美趣味一是朴。天地万物都具有自然之美,这种天然的美才是真美。《道德经》在许多章节都谈到“朴”:“敦兮其若朴”(十五章)、“见素抱朴”(十九章)、“复归于朴”(二十八章)。《庄子·天道》》也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朴即是真,是未加雕琢的事物的本态,与伪、假对立。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理解成“有物混成”的那个物,即“道”,道是以“朴”的形式存在于人们不能感知之中。自然的审美趣味二是淡。《道德经》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三十五章)道不需要任何雕饰,秉承道的精神写文章,就应当保留事物的原汁原味,写出事物的真实面貌。《庄子·天道》》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道化生了万物,而万物的本态就是恬淡的,所以一个人活在世上,应恬于得失,淡于名利。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冲淡质朴。其实朴就是淡,淡就是朴,就是自然。《南史》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颜延之请鲍照评论他与谢灵运的优劣,鲍照回答颜延之:“谢公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列锦绣,亦雕绘满眼。”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亦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在中国诗论中,钟嵘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自然审美标准的人。从钟嵘之后,人们就开始以自然或质朴平淡的标准来审视评价诗词创作了,“自然”也就成为文人士大夫们共同追求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成了评价文学作品的准绳。

自然不是不要工巧,而是由工而拙的最高的艺术境界。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大巧如拙”。清刘熙载《艺概》云:“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看似不经意,实则是经过精心的构思和提炼,精湛的艺术功夫以朴实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艺术的自然美,正是大巧之后的返璞归真。实践自然的审美标准的首推田园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是“平淡之宗”。到了王维孟浩然,田园山水诗已臻于完美,自然平淡清新质朴的审美追求也进入到了更高的境地并为后世诗人承袭和发展。

2、  由道的虚无性质引申出美学上的“虚无”说和含蓄说。道家强调“无”,崇尚无,

是由道家的本体论思想和道的“自然”性质决定的。道是从“寂兮寥兮”中“混成”的,也即是说道是出现在宇宙“无”时。有了道,才有了宇宙。在天地宇宙中,地球无声的运转,日月无语的升落,季节无言的交替,永远不会停止,也永远不会紊乱,这都是因为道的自然规律使然。既然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人类就不须大动干戈地干预。故秉承道办事的圣人,也应当象地球日月一样“无为”“无言”,“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

由道出发的道家的美学自然也是“无言”的美学——“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大”其实是道的同义语(“有物混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即是道。符合道的美就是最大最高境界的美,而这种最高境界的美是“希声”与“无形”的。已表现的部分是有声有形的,但它们只是局部的、有限的,未表现的无声无形的部分才是全体和无限,它靠欣赏者的想象去填补,这就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朱光潜先生曾在《无言之美》一文中说:“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推广地说,美术作品之所以美,不只是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庄子·外物》云:“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只是手段、工具,意才是目的。工具常常显得笨拙,不能尽意,意常常在言外。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可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文学作品内在的意蕴往往比语言文字直接表达出来的意思要深远丰富得多。故阅读文学作品,就应当透过有限的文字去体验更广阔更丰富的韵外之致、文外之旨、象外之象。而创作者为了更大限度地调动欣赏者的审美积极性,促使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活动,也往往有意识地写少一点、写曲一点,写含蓄一点、朦胧一点。含蓄蕴藉是中国古典美学追求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恰恰是从道家的虚无说发展来的。道家的虚无说对我国古代的诗论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3、  由道的辩证性质引申出艺术创作上的辩证法。道与生俱来就是辩证的。“常无”与

“常有”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无”指道无形无迹,“有”指道无处不在。无与有同是道的性质。“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最高境界。道顺应自然规律不做什么,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它做出来的。道以为世间万事无不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对方转化—“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道待人处事的准则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既愈多。”一个只知“为人”“与人”的人,必然拥有整个天下和最多的朋友。

道的辩证思想同样适用于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中两种对立因素共同构成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比如形神、虚实、略详、静动、柔刚、疏密、简繁、庄谐、隐显、平奇、张驰、淡浓、曲直……。巧妙恰当地处理这些关系,是艺术品之所以高低优劣的重要原因。清刘熙载《艺概》是我国第一部以辩证思想研究创作规律的理论著作。其《词曲概》云:“词之妙莫妙于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这些具有极高美学理论价值的论述,显然是建立在道的虚无性质与辩证性质上的。

道家的辩证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致使他们的不少作品充满了思辨的色彩,比如哲理诗就是辩证思维方式的产物。苏轼最擅长写哲理诗。比如他的《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首诗探讨琴、声、手指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都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再如他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以游山为例说明事物都是辩证的,应多侧面多角度地去思考与看待问题。能够从事物的各个方面看待问题,不但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决断,也利于自己随时有个好心情、好心态。

4、  由道的主体性引申出 “物我同一”说与超功利的审美观。庄子以为道不仅存在于

客观世界中,更存在于得道者的心中。得道,必须加强即自我修养。这种自我修养其实就是追求一种宇宙精神,追求物我相融的心态,这种精神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的主观精神摆脱了客观束缚达到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其基本特征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道是绝对自由的,人的肉体不可能取得绝对自由,而精神却可以。庄子审美自由论集中体现在“游”的理论上,“游”相当程度上道出了艺术审美的真谛。庄子的游是“无已”“无待”的“心游”、“神游”,既无空间的限制也无时间的限制,是绝对自由的游,极尽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超越。心游需要想像,让精神在超越时空的宇宙间无拘无束的“逍遥”。这与文艺创作文艺欣赏中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神思”相当一致。庄子的散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就是超现实想像的产物。我国历代浪漫主义的作家作品大多受到庄子“心游”与想象方式的影响。心游的是高境界是“物我同一”。庄子在《逍遥游》里构想了无功、无名、无已的神人、圣人、至人,又使他们成为他人生审美的对象——人混同于自然:“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文学创作的主体需调动生活经验和储存的表象进行想像,从而使自己与创作的内容融为一体;文学欣赏的主体需通过想像将语言文字转化成画面,从而使自己与欣赏对象融为一体。创作者和欣赏者在进行创作和欣赏时只有象神人、圣人、至人一样无功、无名、无已,才能取得创作和欣赏的最大自由,进入“物我同一”的境界。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在谈到他创作的情景时说:“我的心从不为外物分散,世间的一切标准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是得是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即刻,正在做我喜欢的事。只要坐在桌前,埋身进入工作之境,于是纸、笔、我便融为一体。在这其中没有纸、没有笔、没有我,恰似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明代著名道士、太极拳的发明者张三丰在《水石闲谈》中谈到欣赏琴声的情景时说:“静听琴声,如游太古,声籁俱沉,旷然遐思,超然绝俗,泠然善,悠然深,如我亦在鼓琴之间,忘乎尘事,与虞周相遇,与孔孟相见,伯牙子期又其后焉,……。”蔡志忠与张三丰给我们描绘的就是人在创作和欣赏时所进入的“物我相融”、“物我同一”的境界。“心游”,只求精神的愉悦,没有功利的目的。“游”从游戏而来,游戏本身是无目的的,所要的是快活。庄子以为人的审美活动与人世间的事物不相干,只有在审美过程中排斥一切功利目的,才能在时间和空间都无穷的宇宙间找到一种逍遥自在、适意自得的艺术人生境界。苏东坡说的:“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也就是这个意思。审美是“无用”的,它与物质世界无关,是纯精神世界里的事。唯其“无用”,人在精神上才能没有羁绊,不为物累,不为已累,完全摆脱 “用”的左右,获得自由解放,在超越世俗的审美观照中获得美的享受,达到“无用之用”的美感效应。而无用恰恰是最大的用。苏东坡曾把人的心态分为“留意于物”和“寓意于物”,留意于物的心态是功利的,它以占有为目的;寓意于物的心态是审美的,它把外物作为欣赏的对象而非攫取的对象。当人把外物当作欣赏的对象而非攫取的对象时,人的心灵就净化了,精神就升华了,情操就高尚了,审美的社会价值也就实现了,这难道不是“无用之用”吗?

儒家的美学是功利的、实用的,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道家美学是超功利的、“无用”的,与人世间的事物无关。儒道美学共同打造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两大基石。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于审美领域,它们使中国古代美学呈现出多元的形态,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色。时至今日儒道美学仍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规定着中国美学发展的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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